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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的探讨

时间:2010/3/27 23:00:11 点击:3703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 “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涫巧蠖撩拦д呤┘嵫胖鞅唷吨谢酃砥诘某鞘小芬皇榈闹幸敫迨狈⑾值囊恍┪侍猓柑缸约憾苑朐蚝凸娣兜睦斫狻?nbsp;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 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 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 . 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 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 和l.k.tao。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y.k.leong(郎)。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 li kung和liang yu-kao。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此书出版之后,t\'ao li kung回国任教,而liang yu-kao则留在英伦。既然.t\'ao li 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 li 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查找liang 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 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 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此处未译的“chung-fen 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 “preliminary 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 the hou-han chi,a four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 principal palaces were arranged on a northsouth axis……”,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这容易引起歧异。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又同书“confucian 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 。“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 “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 in sinology)”。“l·s·杨”即杨联陞。1 “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h.giles)把它翻译成“an excursion below the red 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 excursion to the scorched 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陞“excursion in 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 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 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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