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的名气很大，但在修《四库全书》之前，它的价值没有被充分利用。据我所知，早在明嘉靖末年，张四维参与重抄《永乐大典》，就从中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两部法律名著，前者于隆庆三年由盛时选刻印，现仅存一部蓝印本，在上海图书馆。后者于隆庆五年由淮安知府陈文烛刊行。清康熙中开馆修书，徐乾学等曾借用过《永乐大典》。乾隆元年全祖望住在北京李绂家中，通过李绂借阅《大典》，每人每天读二十卷，请四个人抄写其中的佚书，辑出王安石《周官新义》60卷、高氏《春秋义宗》150卷等多种重要典籍。但这些对《大典》的利用都是少量的，所以知之者甚少，《大典》的影响还远远没有扩大到一般知识分子中。
自从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512种书，这些书均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而《四库总目》是流传极广的治学入门之书，这才使《永乐大典》的影响达到普及的程度。而《永乐大典》本身也作为一部书列入《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存目”部分。所以《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两部书均保存于翰林院中，其命运当然紧紧捆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1900年“庚子事变”外在的表现是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营救使馆人员，迫使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等仓皇西逃（历史上称“庚子西狩”）。后经谈判，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事情才算了结。
八国联军进京的时间是1900年8月14日（《辞海》“八国联军”条），在此之前，使馆被围攻50多天。当时在英国使馆被围在内并参加战斗的普南特·威尔记下了每一天的情况，比较详细。这本书叫《庚子使馆被围记》（冷汰、陈诒先译）。根据威尔的记录，当时英国使馆最为安全，“英国使馆藏于中央，不露于外”，“英使馆之南及西方之半为美、俄使馆所遮蔽，其东则为法、德、奥、日本、肃王府所遮蔽。唯其余两方无蔽，但西方为上驷院，乃一大草地，只有五六幢黄顶之房，若自此方来攻，极易以枪弹扫之，故难施攻。北方则为翰林院，乃不至于毁者，故亦无虑其自此来攻。”所以首先受到攻击的不是英国使馆，而是别国使馆，“意大利使馆方失火，其防线自然废弃，予等之仇敌用火炬抛进，以致比利时、奥大利、荷兰及意大利四使馆均已被焚”。在这种情况下，各使馆公使及卫队集中到英国使馆，统一行动。英国大使因此也有了资本，“英使以严冷之态鹄立于中，各公使环绕之，而现恐惧推崇之意，以诚恳之辞，将最高司令之权交与英使”。“彼等盖以英使馆为藏避其身之地”。这是1900年6月23日的情境。
就在这之前的6月20日，发生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枪杀‖事‖件‖：“至九点钟，公使十一人又会议于领袖公使之署。……此时克林德男爵起立，言曾先同总理衙门有约，定期十一点钟聚会，现虽有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之至，虽有战事，仍愿践约而不失信。众皆劝其勿去，以相形之下自觉太怯也。但克君言已说过，不愿中国政 . 府讥其因恐惧而破约。……少顷即坐其绿红呢官轿出来，通事西君亦坐轿同行，复有骑马之：中国人随之。盖克君不愿带其卫队也。德使坐于轿内，口含烟卷，容态萧闲，如赴宴然。予当时同俄使馆阿尔男爵散步于防御线外，均悬想克君不知几时可回。然仅过十五分钟，忽见骑马之二中国人，力鞭其马狂驰而返，……言彼跟随克君轿后，忽闻枪声，克君遂死。”
此事在德国也引起轩然大波，据陈一《睇向斋秘录》记载，当时中国驻德公使是吕海寰（后来升至外务部尚书）。克林德被杀消息传到德国柏林，“全城人士大愤，集会演说，佥曰：‘华人戕我外交大臣，吾人亦何不可杀其使君？’”吕海寰因此“一夕数惊，卧榻屡迁，目不交睫，喃喃自语曰：‘吾命休矣！吾命休矣！’”不久德国外务大臣来访，转达德国皇帝之命：“克林德之死殊可惋惜，曷忍目睹贵使为彼第二！已严禁此种非法之集议矣。”紧张局面这才平息。
且说中国北京使馆区这边，众公使以为最安全的“避身之地”英使馆，于众公使“把最高司令之权交与英使”的当天（即6月23日），作为英国使馆北面屏障的翰林院就被放火焚烧了。据《庚子使馆被围记》6月24日所记：“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入翰林院，只一点钟，众公使居住之英使馆顿陷于危险之域。众公使大惊。……予前已述过，英使馆之东、南二面为别使馆所掩护，不能直接受攻，除非外线之人失守而退，敌始能至耳。西边因有上驷院之保护，亦不必十分设防，故敌人之能直接来攻者，唯馀二处：一为窄狭之北方，一为西南角，其间有中国矮小房子接于使馆之墙，彼中国人奇异之攻击，只能于此二处发展，初自西南角来攻，今则转其锋于北面，放火烧翰林院。”
威尔对翰林院当时这样评价：“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
由于翰林院为英使馆北邻，大火立即威胁英国使馆。“未几英国使馆外面房子亦被焚，北风甚大，火舌将及于正室，无数男女老幼之人皆到井边，以数百种不合用之器具汲水泼之”。“数公使夫人，竟取房内水钵，满盛以水，跚跚而行。危险既临，多时未见之面貌亦被烟薰出，予之首领亦在其内”。可见，当时英国使馆人员惊慌救火之情形。
至于翰林院里的图书文献，威尔的印象是这样的：“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钞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
图书文献被焚情形则是：“数百年之梁柱爆裂作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而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
使馆中那些参加救火的文化人见此局面，怎不动心？“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出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由于放火者大面积投火种，所以火越烧越大。“扑灭一处之火，又有一处发生，因中国放火人逃走之时，藉树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面抛弃浇油之火具，亦有且逃且放枪者”。
翰林院经此大火，图书文献可称灭顶之灾。放火者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对使馆区的安全后方英国使馆施火攻之术。放火者不可能是包围圈里的使馆人员，他们不会在孤立无援、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雪上加霜，放火烧他们自己。
6月25日威尔又描述过翰林院的情形：“英馆之北，今已有人驻守，置有沙袋等防御之物，阻隔敌人。此处毁坏荒凉之状，俨如坟院。”在这种惨局之中，我们的《永乐大典》，我们的《四库》采进本，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一排排书版，等等，遭遇还用设想吗？
从翰林院被纵火焚烧的6月23日，至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8月14日，相距54天之久，而且当联军先头部队来到使馆区解救被围人员时，清兵与义和团已提前撤退，慈禧和光绪皇帝在5个小时以前已从北门仓皇出逃，使馆周围没再发生战斗，因此，翰林院被焚，与八国联军没有直接关系，《永乐大典》与《四库》底本毁于1900年八国联军之说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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