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经风霜 生于乱世，
饱尝家庭离异的辛酸，
过早地承担生命的全部。
古龙，原名熊耀华，祖籍江西。
关于他的出生年代，至少有3种版本：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这个出生之谜，权当一个悬念，留给读者去想象和猜测。
他的出生地点：香港。
他的童年大致界于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可以说，他在一
个独特的时期，在一个独特的地点度过了喧嚣而动乱的童年。
用张爱玲的话来说，那是一个乱世。整个人类都似乎沉沦于毁灭的冲动，战争
摧毁了一切的文明与宁静的家园。
张爱玲在1943年创作的《倾城之恋》中，对于当时香港的状况有过生动的描绘：
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拦了这边的山。……墙是
冷而粗糙，死的颜色。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
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子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
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巴而顿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学试
验馆、屋顶上架着高射炮，流弹不停地飞过来，尖溜溜一声长叫，吱哟呃呃呃…，
然后砰地落下地去。那一声声的吱哟呃呃呃呃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淡蓝的天
幕被扯成一条一条，在寒风中簌簌飘动。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的神经尖端。
那一年，古龙大约3～5岁，他是被抱在父母的怀中，还是被父母牵着小手，混
杂在躲避空袭的人群中？这种恐怖的记忆，是否成为他后来创作的源泉之一？
至于香港，一个鸦片战争时期被英国人掠夺的渔村，一个三四十年代的繁华的
都会，一个聚集了各种肤色与梦想的冒险家乐园。有一个1936年生于香港后来定居
美国的诗人曾在回忆中这样提及香港：
对于香港，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中国人奴役中国人，中国人欺骗中国人。接触
的目光……要投给他们燃烧的汗，中风似的警呆：不安传透他们的器官，血脉，毛
管和趾尖……我们贫乏的力量再不敢在事务间作太热切的旅行……不敢认知我们尚
未认知的城市，不敢计算我们将要来到那一个分站，或分清我们坐卧的地方，我们
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期待月落的时分。
（叶维廉）
这就是古龙成长的时空架构。这一切的一切，映射在他年幼的目光中。在这样
的年代出生、成长的人们，无疑与时代共同承受了人类史上难得的巨变与灾难。生
命在飘泊之中，生命在追寻之中。
也许，古龙小说中的两种声音与他生存的时空不无联系，一种声音是对于“家
园”的呼唤，另一种声音是对于“希望”的呼唤。
家园已在望。
光明也已在望！
希望永在人间！
1949年的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
‖国 . 民 . 党‖溃逃台湾孤守一岛；大陆上的‖共 . 产 . 党‖带给人民无比的理想与希望。许许
多多个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航向。大时代转换中的人间悲喜剧，让人不胜感慨。
然而，毕竟，战争结束了，人们不必再去躲避无情的炮火，也不必沦落在荒山
野岭。人们可以从容地建设自己的家园。
古龙随着他的父母迁居到台湾。经历了战争的噩梦，初享和平的气氛，已是少
年的古龙，本应沐浴在家庭的温馨中。
但是，外面的战争结束了，家庭内的战争却爆发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尤其
是对于未成年的大多数人而言，家庭是港湾，父母是唯一能够依靠的人。父母在孩
子的心中，也是最神圣、最崇高的形象：他们无所不知，他们宽厚仁慈，他们坚定
不屈。因此，没有什么比父母之间的离异更让孩子感到寒心。感到梦的破灭。‖成‖人‖
世界的神圣光环都会因这种离异消失殆尽，使年幼的灵魂从此疑虑重重。
古龙的家庭并不贫困，他的父亲曾担任台北市长的机要秘书，无须为温饱发愁。
如果一切平静如水，这该是一个平淡而温暖的家庭。遗憾的是父母间的感情终究不
能弥合，在不断的争吵中分道扬镳。
古龙惶恐而不安地目睹着两个亲人的分离，他将愤怒与怨恨发泄在父亲身上。
于是，一场父子间的争吵接踵而至，使这个失去了父母间情爱的家庭又失去了父子
之间的深情厚意。
倔强的古龙离家出走，过早地承担了自食其力的艰辛。
生存下去，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天地之大，人海茫茫，却常常找不到一个容身
之所，也找不到一点点亲切的关怀。
他到处帮人打工，食不果腹，困顿潦倒，尤其在冬天，在寒风扑面的夜间，游
荡在街头，无家可归。仰望稀疏的星空、苍凉的明月，等待黎明的到来。这样的心
情充满了凄苦，却也饱含着不屈的向往。如同他自己在作品《名剑风流》中描写的
一个人物：
人生的痛苦，他却已尝得大多了。但无论如何，我还活着，我还年轻，世界这
么大。到处都是我可以去的地方。
在极度的痛苦中，希望更显得诱人、美丽，她会使坚强的人更加坚强，更加勇
往直前。少年的古龙，在一无所有，一无所靠中，已表现出了后来洋溢在他作品中
的那种昂扬的人生情怀：永远不绝望，永远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在朋友的帮助下，古龙在台北浦城街找到了一处小小的落脚之地，算作是自己
的“家”。他一边拼命打工, 一边又含辛茹苦地念书，居然以一个流浪少年的身份
读完了高中和大学。
古龙读书的成绩还算不错，并不因打工而有所影响，可见他天赋之高。他读的
大学是淡江大学，专业为英文。就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欧美小说。他对于文
学的兴趣完全萌发，不仅读而且写，成为地道的“文学青年”。
不幸的生活经历，落寞的精神状态，总是使一个年轻人倾向于文学的天地。因
为在那一片天地里，充满了悲伤也充满了爱，还有同情和美梦，那一一片天地可以
遮挡住现世的恶浊与惨痛。几乎所有的“文学青年”对于“为什么喜欢文学”这一
问题，都可能回答：因为孤独。
稿费制度是19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出版业的商业化使作家的写作也沾染上浓
厚的商业色彩。稿费的诱惑可能摧毁文艺写作的美学品质，也可能促使文艺写作的
蓬勃兴旺。此中利弊几乎非语言所能讲清。
与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古龙在亲手尝试了写作的甘苦并得到发表后，便明白了
一个道理：写作不仅可以抒发胸中郁结，还可以赚到金钱。
他的第一篇作品叫作《从北国到南国》，带着忧伤的，抒情调子的中篇小说，
发表在1956年的《晨光》杂志上。
他还写了大量的诗与散文，但渐渐地，写得更多的是小说。
因为写小说似乎更能解决生活上的需要。
他迷恋于写作。迷恋是一种疯狂，完全不顾及现实的条件。迷恋音乐。美术、
文学的人，大抵被一般人视作愚狂，固为迷恋这些“玩艺儿”的后果常常只是：穷
困。
大学毕业后，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愿意在政 . 府或教育界谋一份稳定的差事，养家
糊口。古龙开始时大概也有过这样最正常的想法，也一度在台北美军顾问团混得了
翻译这样的职务。如果他埋头做下去，也许不会飞黄腾达，但至少不会为生活发愁。
但对于文学的迷恋，使古龙做着这样的好梦：幽静的小茅屋，竹林，小溪，阳
光灿烂，在窗前或树下、溪旁读书写文章。他喜欢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是创
造文字时的那种无限快乐，因而，出乎常人的意料，他辞去了工作，在偏僻安静的
瑞芳镇租了间房子，过起了自由写作人的生活。有一段时间，他过得清淡而充实。
每个月都有自己的文字被印成铅字，每个月他都可以到台北市去领取稿费。钱虽不
多，却也足以招待那帮狐朋狗友，大家相聚陋室，酒兴飞扬，颇有“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境。
欢乐苦短。以纯文艺作品谋生，用俗语“有了上顿没下顿”来形容最为恰当。
在瑞芳镇的隐居生活中，古龙渐渐地感到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关键是钱，如果没
有钱，哪有什么自由自在的生活。
现代文明蔓延全球，又有哪一方桃花源能供人摆脱一切的羁绊？在文明的社会
网络中，人无处可逃，他（她）只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去为自己赢得一块立足之地。
人类的青春情怀必然是文学的，恰如人们常说的：每个年轻人都是诗。当心灵
未被污染的时刻，怀抱的只是对于美，对于善，对于真的无限渴望与追寻。生命可
以牺牲，理想无法混灭，这是青春的诗情。
然而，日常生活的脚步日益迫近，生存问题的严峻往往会将曾有的五彩幻梦击
得粉碎。活下去，是唯一的愿望。
所以，人们逐渐变得循规蹈矩，步步为营，走进了一座由经验、常识、掩饰，
以及不加拷问的接受所构成的监牢。人们在求生的过程中渐渐地放弃了许多美丽的
东西。
作为一名文学青年，作为一名将自己的悲哀与憧憬寄托其中的文学写作者，当
古龙接受出版社的建议，转向武侠小说时，他内心是有隐痛的。正如他自己所说：
因为一个破口袋里通常是连一文钱都不会留下来的，为了要吃饭、喝酒、坐车、
交女友、看电影、住房子，只要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就要马不停蹄的拿去换钱，要
预支稿费。……为等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但却是我的悲哀。我
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
《一个作家的成长与转变》
这种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与“为稻粱谋”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古龙的写
作。但不管怎样，1960年左右他转向武侠小说写作时，实际上已迈出了成功的第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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