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问题的提出
清儒胡煦（1655—1736）于《周易函书约存》中列“古河图”、 “古洛书”，并有“旋毛龟坼志古也”、“此郑氏《通志》所定”之注。
刘牧《易数钩隐图》所出《河图》、《洛书》，皆以黑白点为作图元素。其后朱熹于《易学启蒙》中，虽易置二图之名，但并没有更改这样的作图元素。胡煦所列“古河图”、“古洛书”，则以“龙马旋毛”、“龟甲坼文”为作图元素。这样“旋毛”、“坼文”的作图元素，果真如同胡煦所说，是南宋郑樵（1104- 1160）《通志》所定吗？胡煦此说又是如何而来的呢？
二.胡煦“郑氏《通志》所定”说的由来
胡煦《周易函书约存》所列“古河图”、“古洛书”，先见于明儒章潢《图书编》卷一。其说“古河图”：“龙马出于河，马身旋文具五十五数，一、六下，二、七上，三、八左，四、九右，五、十中。 圣人则马身旋文画为河图，然各点皆圈而旋转者，亦取其象之圆而圈之， 故名为图也。 ……此图于世所传之图异，故名古河图云。”
其说“古洛书”：“灵龟出于洛，龟身甲坼具四十五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而五居中。圣人则龟身之坼文画为洛书。然各点皆直如字画者，亦取其象而画之，故名为书也。……此图与世所传之书异，故名为古洛书。”可知，于此二图之前加上“古”字的人，是明代的章潢。
章潢说此二图与世所传黑白点《河图》、《洛书》有所不同，而以“古”名，则说明他认为此二图是先于黑白点图而存在的，同时也说明此二图不出于章潢之手。
从胡煦书中所引方以智《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的内容来看，所谓“郑氏《通志》所定”之说，是源于明末方孔 召之说：“潜老夫曰：‘图、书一理，皆《易》道也。……马毛、甲坼，郑渔仲载之， 蔡元定言之。’”（见《图象几表》卷一）而方孔 召此说，从《周易时论·图象几表》引用“朱升所定”七图来看，又源于明代先于章潢的朱升《周易旁注》：“郑渔仲《通志序》曰：‘河出图，有自然之象，洛出书，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之宪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废者也。’郑氏虽非精于《河图》、《洛书》之学，然其所撰《通志》与《六书略》，有《图谱略》。盖谓《河图》之如星点者，为诸图形象之祖，洛书之如字画者，为六书之宗，故曰自然之象、自然之理。象犹天象之象（日月星辰），理犹地理之理也（山川脉络）。旁观暗合有见图、书二名之异，故其言亦精当。使龟书如旧作字画，而不作圆圈，则图自为图、书自为书，无由紊乱矣。”
实则朱升此说乃引用元初吴澄《易纂言外翼》之说（只是个别处有所不同，如改“窥”为“观”，改“二种不相紊乱，又安有误以书为图、误以图为书者哉”句为“无由紊乱矣”，原文无小字注等）。
吴澄为元初名儒，他从历代有关“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中看出了一些问题：“一片之图”、“一卷之书”如何从黄河、洛水中负出？如此之图、书以何物为“载体”？它们黑白点“映象”图又是如何得到的？等等。他评论宋真宗“欲以人力伪作天书”，问杜镐 “古所谓河出图、洛书书果何事邪？”，杜镐一时漫对曰“圣人以神 道设教尔”这一史事时说：“盖君臣问对之言，皆是不曾见《河图》、《洛书》，而又不明其义。直以为马负一片之图而出于河，龟负一片之书而出于洛，又疑其未必有是事，而以为人之所为也。”由此可见，他认为河出“一片之图”、洛出“一片之书”之说是不通的。于是他 便在图、书的载体问题及“映象”图的作图元素方面大动脑筋，并终于有了“合乎情理”的新说。他于《易纂言》注《易传·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时说：“《河图》者，羲皇时河出龙马， 背之旋毛，后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 以象旋毛如星点，而谓之图。羲皇则其阴阳奇偶之数，以画卦生蓍。《洛书》者，禹治水时洛出神龟，背之坼文，前九后一，左三右七， 中五，前之右二，前之左四，后之右六，后之左八。以其坼文如字画，而谓之书。禹则其自一至九之数以叙《洪范》九畴。”
吴澄于《易纂言外翼》中，列“马毛之旋如星点之圆圈”之《河图》、列“龟背之甲其坼有如字画”之《洛书》。朱升《周易旁注》所列图与吴澄二图同，至章潢《图书编》所列“古河图”，则改作“旋毛”状（奇、偶数旋毛旋转方向相反，清初高雪君《易经来注图解·周易采图》中所列“古河图”、“古洛书” 旋毛方向画得更是清楚），胡煦所列二图，即出于此。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胡煦所谓“此郑氏《通志》所定”之说，是源于方孔 召，方氏“马毛龟坼，郑渔仲载之”之说又源于朱升，而朱升则引自吴澄之说。那么，吴澄之说又有何根据呢？此说果真是郑 樵《通志》“载之”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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