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文学丛林中与金庸狭路相逢
在文化里，我重点研究文学；在文学里，我重点研究小说和戏剧；近年来附庸风雅，重点研究通俗小说；在通俗小说里，曾经用心研究过武侠小说；而金庸先生早早地埋伏在武侠小说里等待我这个假面伯乐，于是我们就狭路相逢，悲惨遭遇了。
我开始读金庸比较晚，那已经是20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我刚当上北大中文系学生会主席，我那时对什么“武侠小说”是不屑一顾的。俺自幼受到高雅的正统文学教育，批林批孔时就读《论语》、《孟子》、《韩非子》，评《水浒》时就读《水浒》、《三国》、《红楼梦》，批邓 . 小 平时就读鲁迅、茅盾、高尔基，批“四人帮”时就读王蒙、张洁、刘心武，后来上了北大，更是什么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海德格尔、马尔克斯、川端康成、小林多喜二、好色一代男……
整天大鱼大肉地胡吃海塞，只觉得天下的山珍海味已尽入腹中，曾经美味难为菜，除却西施不是人。渐渐地，看穿了各种文学伎俩，炼就一副铁石心肠，任你情天恨海，五雷轰顶，俺也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许多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朋友都走过这么一段“人性丧尽”的歧路。试问，在那饱读了古今经典、中外名著的时候，还有什么文学，还有什么作家，能够感动我们这些“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文学狂徒吗？
就在这时，我发现周围同学不仅仅迷恋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和艾略特里尔克波伏娃，他们中颇有些人神气活现地谈论什么三毛、琼瑶、席慕容和金庸、古龙、梁羽生。作为一名优秀学生干部和班里第一批‖共 . 产 . 党‖员，我觉得有责任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些同学“思想堕落”的根源。
我说：“什么破玩意儿？你们这么没日没夜地糟蹋身子？呈给本官，验看验看！”
同学说：“这可是最伟大的文学啊，比你那鲁迅、老舍、万家宝，一点都不差！”于是，递过来一本脱落了封面的通俗文学期刊，上面连载着两章《射雕英雄传》。
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刻到了。
前言不读金庸就等于不懂一半中国文学
由于迷恋金庸，我开始疯狂地阅读武侠。但是几百部读下来，大多都忘记了。没有炒作，没有指导，甚至没有正版，是亿万人的阅读实践，把金庸的名字铭刻到了人类的文学史上。我加入了谈侠论剑的行列，由同学间谈到老师处。
我和其他同学，向钱理群这位以严肃著称的导师推荐金庸，我们夸张地说，不读金庸就等于不懂得一半的中国文学。于是，钱理群老师读了金庸，后来还写了研究文章，他和吴晓东著的插图本文学史第一次列入了金庸的内容。钱老师又鼓励我们把金庸当成严肃文学来读。于是，我又抱着研究者的态度一遍一遍重读金庸，但是仍然不能控制自己的泪水。
这时，我知道了金庸的读者原来是遍布全球和几乎所有的领域的，邓 . 小 平、蒋经国、华罗庚、杨振宁、王选、李陀、冯其庸……都对金庸小说评价很高。但是，要在北京大学这座中国最高学府公开研究金庸，以我的年龄身份，是必遭保守势力疯狂谩骂陷害而自取灭亡的。陈平原老师以极大的热情和才华写出武侠小说研究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在大学界振奋一时。然而陈平原老师居然也不敢乘胜开设武侠小说研究课，可见金庸进入北大阻力之巨。
打破坚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泰斗严家炎先生。我考上他的博士生后才知道，严家炎先生不但也是金庸迷，而且早已在美国讲授过金庸问题。社会上有些黄口小儿散布谣言说严家炎自己喜欢金庸，就强迫学生都研究金庸，污蔑他是“误我青年，毁我文学”。其实我博士生读了一年，才和严老师互相发现对方是金庸迷，而且严老师从不束缚学生的研究方向，我们不过是巧遇同道而已。严老师的其他学生都对金庸研究不大感兴趣。我跟严老师的金庸观也并不完全相同，我的博士论文也并非写金庸的。
我最佩服的一些导师往往都具有超人的学术勇气，严家炎先生那么高的学术声誉仍然锐意进取。他率先在北大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后又出版《金庸小说论稿》。果然社会上枪林弹雨袭来，颇有踏平北大之势。照我的意思，根本不用理睬，严先生却一丝不苟，每责必答，那种儒侠风范令人格外感动。
前言铁石心肠一次次被金庸摧垮泪腺
我是个读书看戏都很投入的人，标榜“先感性，后理性；先感悟，后研究”。我在小学和中学时代，为《红灯记》和《高玉宝》流过泪，为《卖花姑娘》和《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流过泪，为《雷雨》和《家》流过泪，为《流浪者》和《简爱》流过泪，为《爱是不能忘记的》和《高山下的花环》流过泪。上大学以后，就不曾再为文学作品而流过泪。
我以为自己成熟了，永远不会再被作家骗去泪水了。像《悲惨世界》《复活》以及轰动一时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都深深打动过我，但是没有摧垮我的泪腺。
然而，我却一次又一次，被金庸感动了。
当郭靖背负着黄蓉去找一灯大师疗伤，当杨过苦等小龙女一十六年后毅然跳下悬崖，当郭襄“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当程灵素为胡斐吸尽毒液而死，当胡一刀把孩子托付给敌手苗人凤，当殷素素用生命告诉儿子张无忌“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当明教群雄出征前高唱“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当香香公主把匕首刺进那世上最美丽的胸膛，当岳灵珊和马春花被爱人害死而临死仍然挂念爱慕着那无情的爱人，当萧峰一掌误毙了世上最爱他最理解他的阿朱，当“恶贯满盈”段延庆得知段誉是自己的儿子，当韦小宝在通吃岛接到康熙画的六幅充满兄弟情谊的“救驾图”……我几乎每次读到这些段落，都会热泪盈眶。
止庵兄说感动是不成熟的表现，读书多了就不会感动。可我确实做不到止庵兄的境界。我是万卷书也读了，万里路也行了，乱七八糟的觉也睡了一万多回了，可是眼看要到四十不惑的冷血大关了，却反而愈加容易感动起来。美国人死了我也伤感，伊拉克人死了我也叹息，气得我夫人咬牙切齿地咒骂我：“更年期这么早就来了！”
前言写赏析金庸的文字我把金庸讲到了国外
在严家炎先生促成下，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庸，跟他合了影。后来，北大又召开了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这时，我已经三十多岁，有资格说几句真话了。于是开始写点赏析金庸的文字，包括与严家炎、冯其庸、陈墨等先生一起点评了金庸的小说。一些学校和电台、电视台轮番请我去讲金庸小说。那几年，社会上压制歧视金庸的正统力量很大，所以，我学习金庸研究先行者陈墨先生的策略，对金庸小说以热情肯定为主，采取一种坚决的抗争姿态。
其实我对金庸小说包括金庸本人也颇有不满的意见，迟宇宙等先生的一些批评金庸的文字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但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在传统全盘否定武侠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汹汹攻势下，首先要保护人民大众自由阅读的权利。只有在自由阅读金庸的前提下，才可能自由地谈论金庸小说艺术的是非得失。
进入２１世纪，我们终于用艰苦的战斗拓展了在学术界谈论金庸的空间。金庸开始进入各种文学史。我还把金庸讲到了国外，把研究金庸的文章也发表到了国外。最近我参与主编的大学通俗文学教材中，我专门写了一章《武侠小说的革 . 命巨人金庸》。我今后的研究重点仍是鲁迅、老舍、曹禺等作家，但金庸还是会经常遭遇的，因为这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文化焦点。
遭遇金庸已经快二十年了，金庸已经成了一个有点碎嘴唠叨的老人，金庸作品改编的影视也越来越俗不可耐。但是我忘不了金庸小说带给我的感动和我知道的带给别人的感动。为了休闲，为了备课，为了研究，我肯定还要许多次打开金庸的小说。我不能预料当我四十不惑、五十知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的时候，面对那些段落，还会不会热泪盈眶。
第一部分 金庸的小说人生第1节 金庸的小说人生(1)
孔庆东 陈珺 吕少刚
谁是读者最多的当代作家？
这个问题问过许多人，也许答案各异；但是不可避免的，一定有许多人会把票投给通俗小说，投给金庸。
三十一岁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三十五岁创办自己的报纸，一支笔写武侠，开创江湖，纵横天下，一支笔纵论时局，享誉香江，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为文可以风行一世，为商可以富比陶朱，为政可以参国论要，金庸一生的传奇，可谓多姿多彩之至，文人数千年的梦想，似乎全部在金庸身上实现，而这样的金庸，也显得更加神秘而让人难以把握。有人称他为大侠宗师，有人却以为他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
金庸，到底为何许人也？
金庸1924年2月6日生于浙江海宁县袁花镇，生肖为鼠，星座是水瓶座。据说这样的人思维敏捷，具有清晰的洞察力与超群的想象力，而足不停步地追求理想，最适宜成为新闻记者、政治家与文人。这固然也不过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然而金庸其后的一生，似乎正印证了这样的说法。
海宁本非繁荣大城，据金庸本人说，“海宁在清朝时属杭州府，是个海滨小县，只以海潮出名”。然而此地却当得人杰地灵四字，于景观上，东临江海，西南则依杭嘉湖平原，土地富庶，风光明媚，更拥有汹涌澎湃，雄伟磅礴的海宁潮，年年8月，大批游客聚集海宁，观赏江海相激而生的滚滚怒潮，金庸曾提过，他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
而他所见之怒潮，又是怎生景象？这点我们可在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略窥端倪。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掩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以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
而接下来乾隆皇帝的侍卫白振为乾隆取扇，勇斗怒潮的精彩段落，则穷尽作家想象描绘之力，更是雄奇神异之至。有人论金庸笔下最出色的景色描写，推海宁潮为第一，也要拜这少年经验所赐。
而小小海宁一地，于人文上，也是名士辈出，学风鼎盛。晚清以来，局势动荡，旧学新知，传承交流，更是人才济济：文有王国维，理有李善兰。金庸的近亲蒋百里、徐志摩，皆是现代史上的名人。
然而或许是由于江南土地富饶，风致秀丽，而海宁倚江依海，士气和煦，所孕育的俊杰，也多是多思多虑，深沉忧郁的性格。金庸曾说：“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
这样的性格带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和文人的清高孤傲，带着他们的忧思冷寂，带着他们的沉静和平。后来金庸笔风转变，所写主人公以慷慨悲歌、豪杰英爽的北地壮士为主，然而江南的明丽秀雅，江南名士的淡静悲哀，却也时不时地在作品中出现。
而诞生金庸的海宁查氏，也并非凡门，称得上是当地望族，代代书香。查氏先祖源出于芈（ｍǐ），乃楚人之后，史称“名宦均文苑，代代有清官”。至明清之时尤盛，查氏宗祠有康熙皇帝曾亲笔题封：“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金庸祖上最著名的文人，一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史学家查继佐。查继佐（1601—1676年），字伊璜。明亡后改名左尹，字非人，别号东山钓史。他是崇祯举人，明亡后回乡讲学著书，沈起《查东山年谱》说他有“全集一百二十册，约八千余页”，而惟《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钓业》数种传世。
二是康熙、雍正年间的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诗人，因才受康熙帝赏识，曾入值内廷，有“烟波钓徒查翰林”之称。他的诗作宗法宋诗，“诗风宏丽稳惬，亦有沉雄踔厉处”，亦有不少反映战争和民众苦难之作，著有《敬业堂诗集》等，为清初名家。金庸《鹿鼎记》全用查慎行《敬业堂诗集》集句为回目，既体现了他相当高的诗文造诣，也示他对先祖的景仰向往之心。查慎行与其弟嗣庭等皆入翰林，当时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然而后来查嗣庭主考江西，出题“维民所止”，被雍正帝猜忌为影射他“雍正”去头，于是遂兴起一场文字大狱。查嗣庭父子死于狱中，查氏一族皆受牵连，查慎行其时已老，仍不得不率领全家进京投狱，归乡不久，也即逝世，可称封建时代文人的一起典型悲剧。
到金庸本人这一代，查氏又添辉煌，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7年），乃是金庸族兄，近年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这对兄弟，文名可说是超过了祖辈。
在对金庸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中，不可不提到他的祖父查文清。
查文清是光绪丙戌进士，曾任江苏丹阳知县，因政绩加同知衔，不久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
《天津条约》签订后，大量西方传教士拥入中国，依恃本国势力，欺压中国百姓。光绪十七年，丹阳百姓忍无可忍之下，围攻焚毁了当地教堂。查文清受命捕拿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向外国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烧教堂的人民，便预先通知那两人逃走，而回报上司，则说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拥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随之辞官，而为朝廷定为“革职”处分。
辞官还乡后，亲手编纂了九百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书未成而去世。
金庸说祖父对他影响有二：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
后来金庸始终怀抱“外交官”的理想，主要动机是游历世界，观光各国，但于报国建功的事业心上，亦有希望以己力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之意，这不能不说与祖父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金庸父亲查枢卿是有名乡绅，心地纯厚，对人客气而随意，在金庸当时看来，“他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查枢卿受过西洋教育，对金庸相当宠爱，也很注重对他的教育。金庸曾在《圣诞节杂感》里提到这样一件轶事：
“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我一本迪更斯的《圣诞述异》。这是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得翻来读几段。”
《圣诞述异》，亦译为《圣诞颂歌》，是狄更斯的一部著名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位冷漠无情、刻薄寡恩的守财奴在圣诞夜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个圣诞精灵带他游历，看到别人的温暖相爱和他自己的冷漠孤独，而终于幡然悔悟，成为一个有爱心和友善的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充满了狄更斯式的温情和爱，而对金庸的影响也相当大。他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心怀温情，宽厚待人，这样的思想，此后影响到金庸的一生。在他年少的时候，他对家中的仆役和下人便抱持着同情与友爱之心。他从他们身上第一次看到人生的不平等，看到自己之外其他许多人的命运和悲剧。他家有一位老长工，名叫和生，在查良镛小时负责接送他上学。后来金庸听他说了他的故事。他年轻时被财主少爷陷害入狱，未婚妻被夺去作了继室，他出狱后复仇刺伤那财主少爷，复又入狱，受害几死而幸为任丹阳知县的查文清所救，而查文清辞官之后，便带他回了海宁。
这一段悲剧便是金庸小说《连城诀》的原型。在他所写的武侠小说中，始终贯彻着这样对弱者的同情。后来金庸说，他认为的善良，主要还是两个字“侠气”，也就是扬善抑恶，为弱者打抱不平，这成为金庸的“侠”的基本理念。
金庸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妹，金庸十三岁时她便早早去世。生母早逝令金庸很早养成独立自主的能力，但他对母亲的回忆与深情，仍时不时地在文字中流露。在《书剑恩仇录》中，写到陈家洛“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这样的句子，也寄寓着他自己的身世之感。
家门世代书香，自然藏书甚多，而由于金庸的伯父、父亲、大哥都是大学毕业生，新书也不少。金庸从小与书为伍，一生好读不倦，古书、新书之外，他自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的是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游记及其所主编的《生活周报》。
据金庸回忆，他读武侠的启蒙，乃是八九岁时偶然读到的旧派武侠小说家顾名道的代表作《荒江女侠》。这部书写方玉琴为父报仇，并与同门师兄岳剑秋相偕锄奸的故事。顾名道原为言情小说家，因此《荒江女侠》既写“侠”客锄奸，又写男女剑侠之间的“情”，为言情武侠小说开山之作。这样曲折的剧情描写，丰富的情感张力，对童年金庸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伸张正义、维护弱小，正贴合了他从小以来的梦想。此后，金庸到处搜寻古今中外的武侠作品，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和白羽的作品，都在他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抗战爆发，金庸平静的少年生活就此结束，不得不随所在中学辗转迁徙。岁月动荡，求学不可谓不艰苦，然而金庸凭借天赋与努力，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是出色，写得一手好文章。从小学到中学，他每年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
初中三年级时，金庸做了他一生中第一件大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作《给投考初中者》，是金庸与另外两位同学，根据自身报考初中的经验，“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来教升初中的学生怎样考试答题获得高分。
这大概是这一类型的书在中国的首例，因此大受欢迎，十分畅销，金庸与那两位同学，也获利匪浅，其时，他年仅十五岁。从这一件事中，已能发现他日后在办《明报》过程中，赖以大显身手的过人才华和敏锐的市场感受力。而武侠小说的成功，也不能说不与这“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1941年，金庸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读书。当时学校有一个任学生自由编写的壁报，金庸因在壁报上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以乱喷毒汁，大言吓人的眼镜蛇形象讽刺严厉苛刻的训导主任沈乃昌，遭学校开除，被迫转学。
日后看去，这可说是金庸少年时一次挑战师长、反抗压力的不凡之行，甚至被赞誉为打抱不平、反抗强权的“侠客”行径。而这种“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的品格，于他后来独立办报事业，也堪称一个获得成功的关键。
但在当时却使他遭受到一生中的一个大挫折。金庸回忆说：“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幸而有原校长张印通先生，虽然由于训导主任是‖国 . 民 . 党‖员，权力凌驾于校长之上，未能为金庸请得较轻处分，但他深惜金庸之才，便努力帮他转学。在张校长与旧同学好友余兆文的帮助下，金庸得以转入衢州中学。金庸对张校长这段恩情始终难忘，数十年后犹对人提起；1994年张校长的纪念铜像在当地揭幕，金庸亲自为之书写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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