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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桥路漫

作者:大发 时间:2007-5-8 15:35:45 点击:1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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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一乡魂
  ——谨以此文献给冒死挽救通渭人民的不知名英雄,献给我们朝思暮想的乡魂.

  感情,一个多么富有诗意、多么牵肠挂肚的字眼!我常常受其困扰,有时甚至陷入其旋涡而不能自拔。比如我要讲述的故事——我所以要追寻乡魂,不也是这牵魂动魄的感情所驱使吗!其实,人类社会正是在感情的冲撞中不断进化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华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感情却一次次发生了扭曲再扭曲的冲撞,惟恐‖激‖情‖太低,温度不高,热量过少,什么都要轰轰烈烈,滚滚烫烫,似乎任何事情越激烈、越高潮、越炽热、越灼人越好。于是诸如“大跃进”、大一统、放卫星等热度极高的口号和行动横空出世,铺天盖地,而且一日热似一日,甚至热得让人窒息。然而物极必反,客观规律是不容违背的,否则会阴差阳错地导致一幕一幕的人间悲剧。
  1958年,全县(年)人均口粮不足百斤,冬季部分地区群众生活已相当困难,只得以野菜、草根、禾衣、树皮充饥。碧玉、义岗、第三铺公社开始出现人口浮肿和死亡现象。
  从引自官方资料的这寥寥几句话中,便可知当时的实际情况犹如严冬一样,酷寒得令人颤栗——灾荒是毋容置疑的。不过,资料记载的时间和现象很不统一。人人皆晓,在这干山枯岭的冬季,无论如何是无法寻找到野菜和草根的。事实上,灾荒是1958年春季就开始的。1959年夏秋之交,又突降似乎不合时宜的暴雨,不少民房被冲毁了……人祸、天灾,雪上加霜,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出讨要活命的人,总之死人已成普遍现象,困难已经变成灾难。其时有些领导却热到对此视而不见的程度,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在粮食问题上捣鬼”。于是,“千人整社团”,排山倒海般涌向农村,立时,运动如山洪一样倾泻到广大干部群众身上。这还不够,整社团还要挨门挨户翻箱倒柜,甚至掘地挖墙,搜寻粮食,终于导致灾上加灾,酿成千古奇荒。1959年农历腊月,通渭这块土地上竟饿殍满地,活着的人也是奄奄一息。人们的感情经过特殊时期的特殊运动的剧烈冲撞和饥饿的煎熬,变得极端冷漠,甚至到骨肉相残时都不悲伤,没有眼泪。
  就在这危难时刻,一位在外地上学的通渭籍学生,寒假回家目睹了家乡发生的严重饥荒,百姓饥寒交加,抛尸荒野的情景时,一腔热血,何堪忍耐,萌生出一个当时人想都不敢想的念头——向中央反映!
  他含泪返回了学校。
  那是我国北方一所农业院校。这一夜,他辗转的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这被世俗的观念一直认为,反映问题就是告黑状,而且连越几级向中央反映,又是非常时期,后果不堪设想!但是,那一张张浮肿的脸,那一双双发绿发红、如鬼怪般可怕的眼睛,那一具具……不时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心疼:父老乡亲正处在极度饥饿的危机之中,他怎能视而不见、不为所动呢?那无数双饥饿的手,仿佛拼命撕扯着他的心。在痛苦万状之际,他终于铁了心:告状就告状,为了乡亲,即使坐监狱,戴镣铐,甚至……也在所不辞!
  他索性什么也不想了。
  翌日黎明,他悄然出发了。
  这是1959年腊月将尽的一天。一列从北方某城市开出的直达列车,穿山越岭,风驰电掣般直向首都北京奔去。靠窗坐着一位血性方刚的青年,他不时凝望窗外,雪后初晴,红日东升,皑皑白雪清晰地勾勒出北国雄奇磅礴的高原风光。当列车驶入华北平原时,那一望无垠、坦荡如砥的另样风光,犹如一幅壮美的画图展现在他眼前。虽然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美丽的平原风光,但他的心情怎么也激动不起来。此时此刻,他那张俊秀刚毅的脸凝重得像一块水泥板,两道浓眉紧锁着,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拧断似的。即使是窗外呼啸而过的凛冽寒风也荡不去他脸上的焦虑,倒使他本来干裂的口唇浸出缕缕血丝。他无心继续观望窗外的景色,回头呷了一口早已冰凉的开水,再次陷入沉思:到北京后一切都会顺利吗?去找谁反映问题呢?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会接见自己这个无足轻重的学生吗……重重疑虑,重重困难,煎熬着他。但他坚信自己要做的事光明磊落,中央首长一定会接见他的来访……尤其当他想到二十几万在饥饿中挣扎的父老乡亲时,全身发颤,牙关咬紧:“即使登天也要试一试!”
  列车开进了北京车站,随着轻轻一荡停住了。他只提个小包,很快挤下车。
  北京,多么神往的地方!一幢幢雄伟壮观的高楼大厦,一条条宽阔平坦的繁华街道,一座座辉煌古老的宏伟建筑……甚至那里的一草一木,都使他魂牵梦绕。但他顾不得去观赏首都的壮美,也顾不得长途跋涉的疲劳,甚至顾不得打一个呵欠,他步履匆匆而又凝重地边走边打听,一路直奔国务院办公厅。他想,无论多难也要把问题反映上去。苍天不负有心人!情况出乎意料的顺利。当他来到国务院办公厅接待室急切地向工作人员谈明情况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十分热情,而且无不向他投来钦佩与同情的目光,二话不说立即带他来到办公厅。办了简单手续之后,转由一位四十开外的女士引领沿着一条翠柏簇拥的古朴甬道,来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办公室。
  “谭副总理,这是一位甘肃同志,他有重要情况要向您反映。”她介绍道。
  “好的,好的,请坐。”谭副总理从椅子上站起来,亲切地招呼他坐下。就在这时,他感到一股暖流立刻通融全身,热泪便刷刷而下。当他清理好思绪,定睛端详这位举止庄重、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副总理时,打翻了五味瓶似的心情缓和了下来,满腹的顾虑和胆怯也顿然若失。他脱口而出:“谭总理,我是甘肃通渭人,家乡发生了十分严重的饥荒,已饿死了不少人,情景不堪入目……”
  他刚一开口,热泪又一次夺眶而出,他抽泣着,上下牙打得咯咯作响,哽咽着说不下去。
  他强忍悲痛,一边抹眼泪,一边仰望谭副总理那慈祥的面容也凝重起来,他再次鼓足勇气,只想把问题谈清楚,谈透彻,既不夸大又不掩饰。
  他如实地反映了看到的一切。
  谭总理早已泪水盈眶——他心上的五味瓶也被打翻了。他拿起笔写了封简短的信,一边递给年轻人,一边叮咛道:“你拿上这封信,赶快去找甘肃省委的张仲良,现在就走,现在就走,刻不容缓。”
  他深深地向谭副总理鞠了一个躬,转身就走……
  那个年轻人告别了谭副总理,直奔北京车站。他无法估计他怀里揣着的那封信的分量,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是沉重还是轻快。尽管从蒙古高原吹来的寒风还带着粒粒沙尘扑面而来,但北京毕竟是他从小就向往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是多么美丽,而且处处充满着生机。从他懂事开始,十几年连做梦都想来北京看看,而此刻他居然到了北京,可是——可是——他心急如焚,无暇尽情地欣赏她的雄姿,而是立刻挤上公交车直奔北京火车站。当公交车经过天安门时,他爬向窗口深深地向巍峨的天安门城楼鞠了一躬。啊!北京,祖国的心脏!遗憾的是公交车一嗖而过,他甚至连天安门是个啥样子也没看清楚,天大的遗憾!可当他伸手摸了摸谭副总理的那封信时,眼前又浮现出家乡的悲惨景象。他的眉头又紧锁起来:“救人要紧!除此之外,啥都不重要!”公交车开到了北京站,他跳下车,一头钻进了购票大厅……
  几个小时后,一列载着两千多乘客,也载着一颗急如火燎的心,载着一个关乎十多万人性命的使命的列车驶出了北京。尽管车速飞快,但他仍觉太慢。夜深了,车轮与铁轨轰轰隆隆的撞击声犹如阵阵闷雷,从他心上滚来滚去。他感到压抑、愤懑、疼痛!实在太困倦了,他倚着座位,耷拉着脑袋,想睡一会。但他睡意全无。他盘估着到甘肃省委后的情形:直接去找省委书记张仲良,他会不会接见我呢?或者书记压根不在机关……那么,再去找谁呢?一切都像在北京一样顺利该多好啊!他越想越清醒:无论如何要把谭副总理的信送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手中,无论如何也要请求省委立即解决通渭问题。他愈想愈急切,恨不得跳出窗口,插翅立刻飞到甘肃省委。他站起来想在车厢里走走,可是两腿像注满了铅似的,沉重得竟一步也挪不动,他只好又坐下来,整理着千思万虑。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终于在极度疲惫中歪着脖子睡着了。
  突然,列车强烈地震动了一下,他醒了,揉了揉惺忪的眼睛,看见车箱里乱哄哄吵嚷嚷。原来,列车已驶进了兰州站。他挤出车,径直向省委奔去。
  时值春节,但兰州没有节日的气氛,倒是有几分萧条。早晨,寒风凛冽,马路上乞丐模样的人随处可见,到处是市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抢购食物的情景。为了赶路,有时他不得不从队伍中挤过去,这时立刻招来一片呵斥。但他顾不了这些。经打听,他终于来到宁卧庄那四层青灰色的大楼上。工作人员告诉他,省委领导正在三楼会议室开会,要接见只能在下午两点。“不,这太迟了!”他再三恳求,但工作人员仍坚持不放他进去。他横下一条心,冲开阻拦,直奔三楼会议室,叩响了会议室的大门。
  不一会,一个矮胖的中年人从会议室里走出来,十分严肃地审视着站在会议室门前的这位高个子青年——清瘦的身材,破旧的衣衫,散乱的头发,黝黑的面孔,目光急切而又十分疲惫,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不是城市里长大的。
  “年轻人,啥事?”中年人斜着眼,冷冷地问道。
  “人命关天,我要找张书记。”他简短地回答道。中年人显得不屑一顾,迟钝地摆了摆胖手说声“正开会呢,会后再来”后,便转身欲走。
  “不行!不行!”他急了,一把拽住那人的衣襟嚷道:“人命关天,我有谭副总理的亲笔信,不信,你瞧!”
  他十分激动而又着急,几乎语无伦次,但却顶管用。中年人回眸一瞧。信封上“国务院”三个大字清晰可见,心想,这年轻人怕有几分来头,便答应进去传话。
  不一会,出来一位身材魁梧、面容庄重、年过半百的人,几乎用同样的目光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不速之客,然后说声“你来”,便径自朝前走,他跟在后面来到一间宽敞的办公室。
  “啥事?”那人的双眉锁得很紧,似乎正在考虑着啥重大问题,还没有坐定便这样问道。
  “我要找省委张书记反映通渭问题,你是张书记吧?”他一边递谭副总理的信一边问道。
  那人一听“通渭问题”,似乎专注起来,刚才的疑虑神情一下子不见了。
  “不,我叫王秉祥。”他说。
  年轻人迟疑地望着这位叫王秉祥的人,心里暗想:“我要反映的是人命关天的大问题,你能处理吗?”
  王秉祥看出了年轻人心中的疑虑,边拆信边简短地介绍着自己的身份:“我是省委副书记,可以代表省委、省政 . 府,你放心谈好了。”
  于是,一个关乎二十万人性命的大事在宁卧庄省委办公大楼第一次被披露出去。王秉祥听得十分认真,曾几次陷入困惑和无奈之中。
  那还是1959年春,王秉祥和霍维德、焦善民等从天水考察结束返回兰州时,在通渭县城东川一带看到不少社员在田间地头挖野菜吃,他停车就地询问了一下群众生活状况,之后到通渭县委,听取了县委书记席道隆的汇报,已经有饿死人的情况。他批评了县委在工作和思想上的问题。但仅仅是批评而已,考虑到当时政治和工作中的种种因素,没有也不可能采取什么重大措施,没想到……
  短暂的回忆使王秉祥越加相信年轻人反映的情况,心里一阵紧张一阵害怕。他强打精神,听年轻人继续往下讲……
  也许因为问题实在太严酷,或许因为谭副总理的亲笔信分量太重,抑或年轻人的举动不凡,王秉祥长长地叹了几口气,脸色显得十分严肃而凝重。半晌说道:“你谈的问题很重要,也很及时,我回头马上向张书记汇报,你可以回去了。”
  这并非逐客令,他无暇多谈,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年轻人仍迟迟不肯离开座位,他反复琢磨着王秉祥的话,并习惯性地做出一个推理公式:“汇报——研究”,或者一次研究不成,再来个第二次、第三次……这期间该要多长时间,还是个未知数,可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乡亲,即使迟一小时迟一分钟,都会迟出惨重的后果啊!想到这里,他鼓起勇气,大胆又恳切地说到:“王书记,二十多万通渭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救人如救火,万万迟不得呀!”
  王秉祥脸上的肌肉猛然抽搐了几下!面对这位年轻人的执拗,不,是他所谈问题的严重,他还有啥话可说呢!他想到了,在这非常时期,即使作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他,要如实反映这类问题,也要考虑再三,可面前的这位年轻人什么也不怕,他自惭不如,决心立即向省委向张仲良书记汇报,争取最快的速度。他站起来严肃而庄重地说:“我现在就去汇报,你反映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迅速妥善解决,你可以放心回去。”
  “通渭问题”就这样被反映到省委。
  1988年7月,王秉祥第一次披露这事时说:“当时年轻人要找张仲良反映问题,他正在主持会议,要我去接待。当时我没有做记录,时隔三十年,忘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只记得他说他在陕西某农学院上学。也忘了年轻人说的是哪个村子,只记得在北山背后。”
  其实,即使有记录也无用,想必在那个年代,又在那种情况下,他是不会吐露其真名实姓和其他一些实情的。可贵的是王秉祥毕竟还没忘记这位可敬的年轻人,他指示我们通过一切形式去寻找他,可他究竟是谁呢?
  言归正传。出了宁卧庄,年轻人没有回家,他到哪里去了呢?是去学校,还是到更远的地方暂时躲避躲避可能招来的祸端?时至今日,谁也不知道,笔者也无法跟踪叙述他了。
  那位年轻人走后,王秉祥并没有立即向张仲良书记汇报,而是立即向中央打电话。三十年后的1988年某日,年逾花甲的他看了《通渭县志》后,深有感触,坦率而又负罪般地对县志办公室负责人说:“当时,省委的政治生活也很不正常,我负责农村工作,感到压力很大,但能否引起领导的重视,迅速妥善解决年轻人反映的问题,没有把握。因此先在电话里向中央作了汇报,一方面请求中央指示,另一方面想在中央备个案,将来问题要是闹大了,也好开脱自己。打完电话后,才向张仲良做了汇报,没想到省委很重视,立即召开常委会做出决定:给通渭的统销粮可以提高到人均每天八两(小两),同时扩大统销面;组织工作队迅速到通渭抢救人命,并决定由我带队先行调查情况向省委汇报。”
  王秉祥还回忆说那天的会议一直开到下午六点才结束,他回家匆匆吃了晚饭,立即回到办公室,挂通了通渭的电话……
  由于当时县委和人委的主要领导在榜罗开现场会,在单位主持工作的只有县委书记处书记雷炳焕。话务员告诉他省委有紧急电话。雷炳焕拿起电话,手颤得几乎按不到耳朵上。
  “喂,你是谁?”
  “我是雷炳焕。”
  “啥职务?”
  “县委书记处书记。”
  “席道隆呢?”
  “到榜罗开现场会去了。”
  “啥?”对方的态度特别严肃起来,口气十分强硬。雷炳焕心里七上八下,小心而又恭敬地问道:“你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对方打断:
  “我是王秉祥,通渭饿死人的问题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雷炳焕吞吞吐吐,脸上立刻如落了一层尘土似的,刮白刮白。
  “知道,你知道个啥?通渭的问题有人已经反映到中央去了,既然席道隆不在,你先下去看一看,具体地方是义岗公社的窎嘴大队,明天我要下来!”
  听到这话,雷炳焕全身像筛糠似地颤抖起来,说不清是紧张恐惧还是激动,他再要听下去时,电话却挂断了。
  放下电话,雷炳焕立即找了一辆天津吉普,从县粮食局拉了几袋面粉连夜赶往窎嘴……
  1960年正月初二的清晨,几辆小车从省委大院开出来,驶过兰州市区,便急匆匆地奔向通渭,下午一时许到达。次日便立即奔赴那位年轻人所反映的问题最严重的义岗公社窎嘴大队。王秉祥回忆说:半路上,从车窗看见路旁有一老一幼,估计是爷孙俩,都饿得皮包骨头,脸色黄绿。我叫住车,取过两个烤饼给每人一个,可老头将孙子的烤饼夺过去,仅给他掰一点点。看见此情,我非常生气,但马上反应过来——饥饿过度的人,吃多了不行!再说要是老头饿死了,这娃娃也活不了。于是我安慰了几句便继续往前走。
  下午两时许,他们走进了窎嘴村,车停在打麦场上。雷炳焕和驻队干部及大队孙书记立即迎上去,王秉祥好像没有看见他们,而是站在麦场上一动不动。
  村子里死一般沉寂,没有鸡鸣,没有犬吠,也没有人声,就连一声鸟叫也听不到。他回顾四周,寒风凄凄,荒草瑟瑟,有些树的皮子也被剥得精光,树干白花花赤条条地露在外边,看了让人凄楚万分。他问雷炳焕:“那是啥树?”
  雷炳焕战战兢兢答道:“是榆树。”
  “咋没皮子?”
  “可能,可能……”雷炳焕支吾着不敢直言。
  “可能啥?是被人剥吃了,是不是?”
  王秉祥一边冷冷地说,一边向场边走去。来到场边,向下看去,一个土崖下面就有几具尸体,其中两具尸体大腿上、胳膊上的肉已被刮去,白森森的骨头露在外边。
  王秉祥似乎对眼前的惨景不忍多看。他转过身,雷炳焕立刻凑上去请示:
  “王书记,咱是不是先到队上歇歇再看!”
  王秉祥好像根本没听见似的,对雷炳焕的请示毫无反应,不言不语地向村里走去。
  这是一个啥样的村子啊!处处残垣断壁,处处是被挖掘的痕迹,不少房屋的门窗被拆掉了,有好些房顶上的瓦也被溜掉了,好像洗劫过一般。院落里到处是枯枝败叶,一片狼藉,寒风吹来,发出窸窸嗦嗦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王秉祥一行走了七八户人家,情景几乎一样地让人惨不忍睹。他还问一个气息奄奄的年轻男人:“你们家几口人?”
  那人爬在炕上连头都抬不起,半天才用极其低微的声音说:“还问……还……问几口人干啥?干……啥?”说着头猛一下触到炕沿上。
  王秉祥不再问了,便将带来的饼子送到那人嘴边,可此时此刻这人连啃饼子的气力都没有了,张开的嘴无奈地闭上了……
  他们一边看一边送饼子。可是带来的饼子太少,能送几个人!他们又来到饲养院,王秉祥走到一座牲口圈门上,推门推不开,往里一看,原来一头牛早已饿死在圈门旁。王秉祥问大队书记孙子华:
  “把人都饿死了,你们为啥不把这牛分给社员吃了?”
  孙子华不敢回答。他求救似地看看雷炳焕,雷炳焕知道啥意思,就又看看一旁的老红军杨月清。
  杨月清是江西人,1936年9月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经过通渭时,因伤势过重掉队留在这里。他比较胆大,迟疑了一下还是说道:
  “谁敢吃!吃了也活不成。”
  “为啥?”王秉祥听出话中有话,追问一句。可是杨月清觉得把话说漏了,吓得不敢回答,看看周围的人,个个神色慌张,王秉祥不再问了。
  看了饲养院之后,雷炳焕把王秉祥一行领到学校。说是学校,却空堂堂冷森森鸦雀无声,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瘆人得发慌。就在一座教室里,王秉祥听取了雷炳焕的汇报……
  雷炳焕后来在他的《一九五九年的往事》里回忆说:
  那天晚上我去窎嘴后,叫了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连夜将已死亡和逃荒的人按年龄性别作了详细统计,汇报就是按这个统计表进行的。死亡的具体人数已记不清了,反正要过半了。
  雷炳焕还回忆说:看过窎嘴村后由他带领又去了北城的赵家山,因为王秉祥说,他们行路到赵家山时,有个饥民拦路告状,说食堂的粮食叫干部偷分了,队里饿死了许些人,请求上面的大领导救救他们。在赵家山他们看到的情景同窎嘴村没有什么两样。
  三十几年后的1991年正月十五日,王秉祥又一次派甘肃省地方志编委会县志处处长的薛方煜来通渭,指示通渭县志办组织考察当年的情景,写一份材料,并查找反映通渭问题的那位年轻人。我一同前往当年王秉祥去过的今寺子乡窎嘴村。
  年老的村民对当年的情景记忆如昨。老红军杨月清回忆说:那年正月初二下午两点多,村上开来了几辆小轿车停在打麦场上,听说是省上来的大领导。当年的大队书记孙子华回忆说:当时村里人已死过半,队上的仓库里还有几十斤油渣,几十斤麦麸,但不敢给人分,当作牲口饲料,要是把队里的牲口饿死,上面怪罪下来,谁也吃不消,结果人饿死了,牲口也饿死了。王书记要看牲口圈时,我的胆都快要吓破了,可书记没有怪罪,还问为什么不把饿死的牲口分给社员吃,你想,谁敢分?分了饿不死也会被整死的。那位年轻人如实反映问题的壮举得到进一步证实。
  随后省委调运大批粮食、药品等救济物资,派了大批工作组,抢救工作全面展开。从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人们可曾知道,正是我们叙述的这位至今不知其名的年轻人为通渭的父老乡亲立下了历史性功劳,也正是他不计个人安危,以大无畏的精神为党和人民政 . 府解决“通渭问题”,挽救通渭人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更大灾难,他不愧为中华好儿男!不愧为通渭人民的一代骄子。他究竟是谁呢?
  笔者在编写《通渭县志》的那几年,县志办为了寻找他,也做了大量工作,可是音杳杳,魂渺渺,踏破铁鞋无觅处,千呼万呼不出来。我虽非通渭籍人,然而毕竟是经历过那个艰辛年代的,后来,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因无所作为,也无助于这片土地和这里的40万人民,时常问心有愧,心灵倍受折磨,常常想做点什么慰藉己心,但做点什么呢?想来想去选择了爬方格纸的苦差事,当然也是想借此感谢年轻人,同时向社会提供线索,有望找到他。现在算来,当年风华正茂的那位年轻人如今应是年逾花甲,但愿在我们的千呼万呼声中,有奇迹发生。
  末填一词《诉衷情》,以补未尽之情:
  壮歌吟罢望乡魂,
  布谷啼惊心。
  千呼万呼肠断,
  情染山川红。
  不用说,
  爸农民,
  妈农民。
  为民请命,
  无怨无悔,
  唯有苍生。

  二“通渭问题”及其由来
  “通渭问题”——一面历史的镜子。省委曾要求“甘肃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要了解和吸取通渭这一历史教训”。刘澜涛曾指示:“今后每一任新到的县委书记,都要首先了解和吸取通渭这一历史教训,并经常教育干部……永远不犯过去的错误。”
  1、“通渭问题”的由来
  开宗明义,“通渭问题”访谈报告,旨在为当今人借鉴1959年那段历史提供真实而必要的资料,竖起一面鉴古知今的镜子,昭示当事者“永远不犯过去的错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唐王朝的李世民可谓一代明君。他既能借鉴历史,又能正视现实;既乐听赞歌,又善察纳雅言,开创的“贞观之治”,带来了初唐的鼎盛。
  然而,“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978年,中国‖共 . 产 . 党‖人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认真研究和总结了自1957年以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全面纠正了二十年中“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提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方针,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乱,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开创了共和国历史上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谱写了一曲响彻环宇的“春天的故事”。
  历史是现实的由来,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因此,不熟悉历史,就不容易认清现实,更难正确地把握未来。知乱才能拨乱,拨乱才能反正,反正才有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纪元。至于这一哲理的深刻性和重要性,绝不是我们这个小小的访谈报告所能探清的。我们只是想让今天的人,特别是后来人更多更清楚地了解那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珍惜改革开放以来的好日子,把祖国建设得更好更加富强。
  谈到从通渭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还得把话题扯远一些。
  有人说,通渭的事容易“通天”,这话是有根据的。
  早的不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苏朋违法乱纪坑害无辜的事,通了“天”。1953年1月30日,〖中 . 共〗中央主席毛 . 泽 东给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批示说:“……像甘肃通渭县公‖安局长苏朋这样一类根本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可能还有一些。”并亲自点案查处。“以免再有这样毫无常识的人当公‖安局长(引文见《通渭县志•大事记》)。”
  之后便是“通渭问题”。
  “通渭问题”至少五通中央。
  1959年7月15日,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霍维德主持,召集在兰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并以〖中 . 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这是“通渭问题”第一次通天。但不久,这份报告在〖中 . 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本段引文均见《甘肃省志•大事记》)。”9月,在甘肃省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揭发霍维德等反党集团的问题时,定西地委主要领导指责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给霍维德提供材料(包括死人的问题)“是向庐山送子弹、发毒箭”,证明这次通天的罪魁祸首是席道隆。但是这次通天不但没能解决包括通渭在内的缺粮饥饿问题,反而使问题不断恶化。这是后话,暂按不表。
  第二次是1960年2月初,由一位在外地上学的通渭学生直接反映到中央的。第三次是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王秉祥用电话向中央汇报的。这两次仅见于口碑。
  有史可查、有文字记载的是第四次、第五次。
  1960年2月初,“通渭问题”第二次被通到中央后,当时的省委不得不解决。2月6日至9日,〖中 . 共〗甘肃省委召开全省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在“着重讨论我省当前形势和如何高速度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之后,“会议就通渭、陇西、和政等县粮食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见《中国‖共 . 产 . 党‖甘肃大事记》159页。按:这可能就是习惯说的“抢救人命”之始,所谓“揭盖子”运动与此同步进行)。在此基础上,2月29日,省委对“通渭问题”又一次做出决定,主要内容是对通渭县委的定性和处理办法。3月1日,由省、地领导(按:或“省委定西工作组”)主持,在通渭人委好会议室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 . 命集团”,并当场法办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所谓现行反革 . 命分子(按:省委的决定本是16名,因为有一人当场对省委决定提出质疑,被当场决定法办,因此《通渭县志》记作17名。据与会的人回忆,当时因为缺少一副手铐,情急之下,由县公‖安局的人又找来一副)。
  随着“揭盖子”运动的深入发展,省委定西工作组向省委送去《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4月6日,省委在向中央转送这个报告时称:“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利用一批反革 . 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的领导权,彻头彻尾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人民公社,规定了‘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口分散到户’、‘种籽分散到户’、‘按土地报酬’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省委认为,将原县委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6名坏分子予以法办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省委提出,对陇西、和政、静宁等县也要采取这个办法,“彻底解决问题”,“挖掉落后的根子”。
  4月21日,〖中 . 共〗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转送的这个报告,指出,“甘肃省委对通渭和有类似问题的陇西、和政、静宁等县采取坚决态度,重新组成新的领导核心,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严惩反、坏分子,整顿基层干部队伍,彻底挖掉落后老根,改变这些地方落后面貌,是做得正确的。这个经验值得各地重视(按:《中国‖共 . 产 . 党‖甘肃大事记》160页)。”
  以上就是通渭问题第四次通天的基本过程。“通渭问题”这个概念大概也源于此。不难看出,省委所谓“通渭问题”的基本含义是“通渭县委的问题”,即所谓“包庇利用一批反革 . 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的领导权,彻头彻尾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按:老百姓定义“通渭问题”则是“左”倾思想导致饿死人的灾难问题)。我们还从中央的指示中看出,中央对省委的报告不但持肯定态度,还强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重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省委对“通渭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坚决态度”并非完全正确,尤其在整顿基层干部队伍中以“左”反“左”,造成严重后果,其正确程度实在很有限。这是后语,此处不说。
  第五次通天是在1960年的6月21日。甘肃省委在给中央《关于我省部分地区群众生活安排发生问题的经验教训》的报告中说:“今年入春以来,我省陆续发现通渭、陇西……等9个县市,发生了群众粮食不够吃、害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省委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指派主要领导干部带领2100多名干部,深入基层,采取先安后整、边安边整的方法,发动群众,安排生活,检查工作,解决问题(《中国‖共 . 产 . 党‖甘肃大事记》161页)。”
  值得称道的是,这次通天讲了一些实话。比如,“粮食不够吃、害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直言不讳是“今年入春以来”“陆续发现”的。难怪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同时将问题的内涵延展到“饿死人的现象”上去了,比较接近真实。更难能可贵的是,正面提出了“经验教训”的问题。
  事实一旦被遮上面纱,就显得那么扑朔迷离,让人沉重不安;稍有‖真‖相‖露出,就让人感到轻松,看到希望。事实上,通渭饿死、胀死人的现象在这个时候,才基本得到控制,但由于“边安边整”,整死人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也是后话。
  1961年1月18日,〖中 . 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全会正式通过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2月7日,〖中 . 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北京结束,会议主要总结了新中国成立12年来的工作经验,特别是1958年后的四年的工作经验,统一全党认识,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才日趋明朗。此外,1960年12月3日,〖中 . 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召开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对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做了降职处理(按:降为第三书记,后于1962年10月报请中央批准,1962年12月27日同王秉祥、霍维德、阮迪民等一并撤职,后来平反(见《甘肃省志•大事记》)。任命汪锋为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在这种大背景下,1965年9月初,通渭县委向甘肃省委报送了关于《通渭历史经验的教训》的报告。1965年9月9日,甘肃省委将这个报告又报送西北局,并说:“从1958年后期到1960年两年多的时间内,由于通渭县委在工作中犯了一系列错误,使全县许多地方出现了农业大减产,粮食极度紧张,人口死亡、外流,生产陷于停顿状态等严重情况,给党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省委还要求:
  “甘肃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要了解和吸取通渭这一历史教训,永远以过去的错误为戒,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夺取社会‖主义革 .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从县委的报告到省委的批示可以看出,当时县委和省委对“通渭问题”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并首次提出“接受教训”的问题,这时,距“通渭问题”的发生已经5年了。时任西北局书记的刘澜涛对这份报告也作了重要批示:
  “今后每一任新到的县委书记,都要首先了解和吸取通渭这一历史教训,并经常教育干部以毛 . 泽 东思想武装头脑,读毛 . 主 席的书,听毛 . 主 席的话,按毛 . 主 席的指示办事,做毛 . 主 席的好学生,永远不犯过去的错误。”
  从这个批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通渭问题”作为一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但必须从中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
  然而谈何容易!
  40年过去了,比较系统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记述这段历史的文字还十分少见,更谈不上对这段历史做认真研究,找出产生这个历史悲剧的真正原因,帮助我们深刻认识“通渭问题”,并作为“经常教育干部”的一份历史资料,让“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了解和吸取通渭这一历史教训”,“永远不犯过去的错误”(以上引文均见于《通渭历史经验的教训》的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动乱不已的日子,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共和国的历史重开新的篇章。应该说,那个时候就应认真总结这一历史教训,让人们通过这段历史认识拨乱反正的必要性和改革开放的紧迫性。但是,当时没有人敢去做这件事。1984年开始动工的《通渭县志》,在县内外仁人志士的要求下,曾试图系统全面地记述这一‖事‖件‖,但由于有些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未能完全如愿,只是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渗透的方式,做了删繁就简的记述,因而《通渭县志》发行后,广大读者和群众对此深表遗憾。
  的确,曾经在通渭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那段本不该发生但又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情,不仅一些党的中高级干部,一辈子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老党员、老革 . 命认为非记不可,就连粗手大脚的庄稼汉也认为不可空缺。
  写到这儿,我记起了一段往事。
  2、“通渭问题调查报告”的由来
  那是1991年正月十五日的早晨,天灰蒙蒙的,零零星星的雪花和远远近近此起彼伏的爆竹声,将元霄节的早晨点缀得既祥和又热烈。
  大约九点,突然有人传令,要我立即到通渭宾馆,有要事研究。啥要事?我心里有些恐慌,但来不及多想,一头冲出门径直向宾馆奔去。
  记不清是宾馆的哪间房子,我轻轻地推门进去,一眼看见在座的有甘肃省地方志编委会县志处处长薛方煜、通渭县县长王学明和县志办公室主任张尚质,看样子他们正在等待我的到来。好像长时间未眸面的老朋友老领导,春节后初次见面,彼此都很热情,这使我轻松了许多。几句寒暄之后,薛处长转给我一封信,我的目光首先聚焦到落款上,原来是王秉祥写给通渭县志办公室的信。
  王秉祥,原甘肃省委副书记,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省政协主席、省地方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1958、1959年,他曾多次来通渭视察工作,是1960年初省委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主要领导,对“通渭问题”比较熟悉,对《通渭县志》的编写特别关心,还就县志关于“通渭问题”的记述曾做过某些方面的“重要”改动。
  信写得很简短。内容大体有两个:一是继续查访1960年初曾向中央反映过“通渭问题”的那位学生,此人对最终解决“通渭问题”有很大贡献;第二,认真调查,写一个真实反映“通渭问题”的报告,他准备将这个材料报送甘肃省委,建议省委和新任省委书记顾金池,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务必将甘肃的农业抓紧,务必把粮食生产抓紧,这是关系甘肃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
  谈到写材料,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移到我身上,我立刻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要研究的要事!再听下去,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个材料要我来完成。听出来,在我来之前,他们已商定了,我想推脱已不可能。
  如此严肃的场面,如此严肃的问题!我一洗平日大而化之、满不在乎的劣习,清醒而又冷静地听着他们的指示和建议之后,直言不讳地讲了我个人的意见。
  我说,至少有三个理由不能承担这项重任:
  第一,能力差,水平低,而这个材料又事关重大,实难胜任;第二,我是榆中县人,关于1959年前后通渭发生的问题,自己不曾经过,也不了解,当然也就无资格写;第三,“通渭问题”十分敏感,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即使能写也不敢写。
  我一口气陈述完三个理由。在我看来,这三条理由无一不合理。可他们不这么认为,并反复给我做工作——意思是非写不可。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冒昧补充了第四条理由:
  “如果领导非要我写不可,我当然不敢不写,可这政治风险实在担不起;若有什么不测,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如何了得!好在领导们对我的诚恳陈述十分理解,主动承担责任,对此我表示感谢!可是空口无凭,为了稳妥,得委曲几位领导,咱们立个字据。”
  话一出口,我突觉太冒失了,怎么能给领导提出如此苛刻的问题?但三位领导都不在乎,欣然答应立个字据。
  立字据的仪式很简单,就在王秉祥信的空白处签了个字,“要事”就这样研究定了。之后,我们乘政 . 府的一辆北京吉普车去陇阳乡找已退休的县政协主席雷炳焕,从那里了解到当年王秉祥去过的村正是今寺子乡窎嘴村。在他家吃过午饭后,便驱车赶往寺子去查访当年曾在中央告发“通渭问题”的那位英雄,依然未果。当我们返回县城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了。
  再后来,我便全身心地投入“通渭问题”的调查与写作之中。白天,或走村串户调查访问,或查阅资料;夜间,整理资料,构思框架……直到1991年6月,才完成了任务,题目为《1958年至1961年“通渭问题”始末及原因初探》。署名“通渭县志办”,并加了“绝密”二字,仍由我亲自送到兰州。我先找到省地方志编委会县志处处长薛方煜,并由他带着我来到了滨河路大教梁王秉祥家里。但遗憾的是这次没见到王秉祥,一位年轻的女士告诉我们,上午机关发了票,老领导看电影去了。我们只好在客厅里坐候。那好像是一个六角客厅,墙上有两幅字画十分吸引人,一幅是当今画坛巨匠黄胄的毛驴,一幅是越南人黄文欢的汉字书法。我一边欣赏一边等候,两个钟头过后还不见回来,便将材料交给那位女士代为转送。据后来的消息说,王秉祥的确将这个材料送给了省委,常委们都传阅了,还作了重要批示,大意是:这个材料很重要,暂交省档案馆(一说省文史馆)保存,这次修志不宜用,待下次修志时用。
  这个批示是听有关人士讲的,我没有亲眼目睹,故不敢断言是有是无,更不能准确无误地引用。
  本来自从编写《通渭县志》时,我就注意到“通渭问题”,也曾萌生过诸多想法:进一步调查研究,搞一个更为详实的材料,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一方面补县志之不足,一方面为下次修志积累点材料。当然,更深层的夙愿是向后来者提供一面鉴古知今的镜子。我曾在《通渭县志•概述》中写到:通渭乃“多灾之地”,通渭民众乃“多难之民”。远的不说,仅1958年到1961年四年多,因饥饿而死者数以万计,被毒打身亡者数以千计。至于忍饥挨饿、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者则更多。为了使在这块热土上的老百姓不再遭灾受难,我们应该做点啥呢?
  每每想到这些,就难免感情用事:自从来到通渭,饮这片土地上的水,食父老乡亲种的粮,生活了三十多年,怎能亏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况且自己是一个文史工作者,深感有义务肩负起历史与现实共同赋予的责任,更何况,抢救这个材料已迫在眉睫,因为知情者多已日近黄昏,如果不抓紧,再过些年,他们一个一个谢世而去,我们到哪儿去刨根问底呢?当然,这也是廉政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向文史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尤其想到吸取历史教训,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务必将甘肃的农业抓紧,务必把粮食生产抓紧,保证老百姓今后不再为吃饭问题发愁,实感这个材料不但要写,而且一定要写好。
  更巧的是我在一次访谈中受到了强烈刺激:一个退休干部给孙子讲1959年的情景时说,1959年,属于填炕一类的东西,我除了驴〖粪〗没吃,别的什么都吃过。孙女说:“爷爷,你为什么不吃饭呢?”爷爷感到特别难受,不知道怎么给孙女回答这个问题,只好说:“我也不知道。”这次刺激引起我思想上的强烈震动,决心写一个关于“通渭问题”的调查报告,留给所有的孙儿孙女,也帮助所有的爷爷奶奶们回答他们难以回答的问题。
  之后将这个“绝密”材料,改头换面写成《“通渭问题”调查报告》,并且连续写了几篇计六万多字,但考虑到各种问题,压在抽屉里五六年,没敢见世。直到1997年,感到各方面宽松了一下,便先将《知白守黑觅乡魂》在《通渭文史》第16期发出去。第17期又发了《“通渭问题”调查报告之一》(即本书中《关于吃饭问题》),并在文后加了“下期待发”四字。印出来之后,心有余悸,只给县上四大家发了几本,察觉一下有什么反响,如果没问题再扩大发行。结果不出所料,发出去不过两天就有了“消息”,县上主要领导感到问题严重,以关怀的态度询问发了多少,要收回来;没发出的不要发了,否则,被外面的记者弄去,会惹出麻烦。此后,我也感到事态严重,写了一篇《“通渭问题”调查报告之二》。这篇报告避开“通渭问题”,写了“‘通渭问题’这个概念的由来”和《“通渭问题”调查报告》的由来两点,有意识地传出了刘澜涛和甘肃省委对“通渭问题”作过的指示,企图“欲盖弥彰”,平息已经带来的风波。这篇文章(见《通渭文史》18期)发出去之后,是否起到了平息风波的作用不得而知,总之以后也没有人再查问,事情不了了之。但是对我的教训却很大,以后再也不敢发了,以此收场。
  但是我的调查访谈并没有停止,写作也在断断续续坚持,到2003年底,手头已有30多万字的东西,但始终没有勇气见世。
  2003年,杨显惠到通渭,约我交谈了“通渭问题”,我还将其中一篇《是花香还是果香》给他看了。后来看到《上海文学》连载了他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这对我是个鼓励。
  于是我考虑再三之后,开始将其中的《施家河追忆》等十几篇修改后选编成书。书名初定为《触摸伤痛的岁月》(因为本书时间跨越较大,后来改为《金桥路漫》。所谓“金桥”即人民公社。源于康生的两句话:“‖共 . 产 . 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两句押韵诗传到民间,“桥梁”被改为“金桥”,堪称康生的一字之师。),目的很清楚,就是想通过这本书打开“通渭问题”那个被长期封闭的禁区,触摸一下那个伤疼的岁月,让人们从中吸取历史的沉痛教训,“永远不犯过去的错误”。
  这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责任。
  
  三关于吃饭问题
  ——“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只要是个吃饭的,谁还不懂得这么个道理?其实不然,三年困难时期,通渭人因没饭吃,丢掉了近几万人的性命,应当至死不忘。但以今观之,情形并不尽然,人们甚至担忧,道德、精神不富足,有些人将成为腰缠万贯的穷人,有些人将沦为身份显赫的乞丐,还有更多人则要遭受精神与物质的双重“饥饿”。
  吃饭第一
  话题就从这儿开始吧。
  通渭人见了面第一句总要亲切地问:“吃饭了吗?”可见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说不清是从前被饥饿怕了,还是怕今后还要饥饿,才养成了见面先致以如此问候的习惯。
  外国人曾预言中国解决不了十二亿人的吃饭问题。这不完全是瞧不起中国人。十二亿人的口连起来足有6000万米长,是地球周长的1.5倍,要填饱这张口,谈何容易!可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比较好地解决了吃饭问题,外国人不说话了,说话的是中国人自己。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尤其在吃饭问题上倍受艰难之后,从党和国家领 . 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逐渐地清醒了,他们谆谆告诫自己,也谆谆告诫别人:“吃饭第一。”发展是硬道理,无论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否则要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等等。其实用不着任何人强调有饭吃的重要与无饭吃的危险,只要是个吃饭的,哪个还说不出一大堆道理,而且无论他怎样说,也不会言过其实。
  然而,理论终归是理论,不能当饭吃:说得天花乱坠,但能“说”饱肚子的人有几个呢?老百姓知道,粮食只能从土地里长出来,而且“打牛千鞭,细米一颗”,盘中之餐,哪一粒不是用汗水换来的!当然,问题还不这么简单,从前他们胼手胝足,面对黄土背朝天,劳苦而作,仍食不裹腹,那是社会制度不好。但从1950年到1978年的近30年间,中国人仍为吃饭问题所困扰。尤其在通渭,老年人回忆说吃饱肚子的年份不多,大多数年份靠吃国家回销粮和救灾粮过日子,好歹只是没饿死。我们查阅了一下资料,发现真的是这样,30年共吃掉上亿公斤回销粮,每天能吃到口的只有八两,群众称为“吊命粮”。
  为什么种粮的没饭吃?为什么社会‖主义群众还受穷?百姓回答不清,邓 . 小 平说了:“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对中国问题长期思考、反复琢磨,并经过几番血与火的拼击和冶炼得出的结论,的确来之不易。这个成功的思考确实较好地解决并将更好地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出路,才能使中国人充分地享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年对中国人产生极大诱惑的“土豆烧牛肉”的‖共 . 产 . 主义生活境界,如今不再对中国人有什么吸引力了,他们向往的是比这高得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懂得居安思危的中国人绝不会因为有了饭吃,有了好日子过,就忽视吃饭问题。相反,他们对过去没饭吃和有饭吃不到口的教训会百倍珍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千古格言,会时时提醒人们,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不妨也回首一下往事。远的不说,1958年至1961年四年困难时期,中国人特别是通渭人在吃饭问题上,应当引以为戒的东西很多很多。
  中国历史的步伐经过艰难曲折的行程,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变得重不堪负,气喘吁吁,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留下一串一串沉重的思考,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吃饭问题。
  1959年春,在今通渭县平襄镇西关村水楞社有个卢氏老奶奶,被饥饿夺去了生命。她死了以后,儿孙们在她肚兜里掏出了20个银元。他们捧着白花花的银元,嚎啕大哭。草草办完丧事,儿女们痛定思痛,老人家给他们留下的惟一财富是一句话——叫他们至死也不能忘的一句话——钱不能当饭吃。
  1960年春,今常河乡新集村有个姓张的老头,因为要吃饭,其妻在墙上挖了个洞,将十多斤扁豆藏在里面,不料被整社团的人发现抢走了,结果不仅丢了扁豆,而且还将老张以偷藏粮食罪进行残酷批斗,然后捆绑到县上一命乌呼。可见有粮也不一定能吃成饭,只有吃进肚子里的那才是饭。
  这话听起来似乎千真万确,其实不然。20世纪90年代,第三铺乡有一家人提坟时,发现死者的尸休全腐化了,惟有肠子十分完好而整齐地盘着,好生奇怪,细看之,竟是草木灰!原来死者是1959年因饥饿吃了草木灰而致死的。三十多年过去了,肉化灰不化,才有这样的“奇观”。
  人们什么时候把草木灰当饭吃呢?
  然而实实在在不能当饭吃却的的确确当饭吃的不仅是草木灰,还有别的。
  1958年隆冬,呼啸的西北风彻夜不停地卷着寒冷与饥饿向善良朴实的庄稼人袭来。当时人们被“大跃进”弄得晕头转向,家里粒米不藏,寸草不存,即使找一件动炊的锅勺刀具也极不容易。可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人们幼稚得如孩子们一样,走起路来仍高唱着“‖共 . 产 . 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颂歌乐呵呵而出,熙熙然而归。但是肚子不饶人,终于有一天,食堂里打不出饭来,只好回家喝茶,而自己家里连一口衬茶的东西都没有,不得不怅然躺倒在炕上,眼睁睁地看着曲曲罐里的水被火烧干。
  就在这时,李店乡的一位中年妇女收到丈夫从洮河发来的信,她找人念给她听,信的大意是说恐怕要挨饿了,家里有粮就赶快藏起来,还有麦衣、谷衣、胡麻衣、枕头里的荞皮等,都要保存好准备度荒。
  这信一传十、十传百,全村人开始在暗中议论了,似乎觉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但毕竟仍是一个肤浅的认识。这也难怪,对于这些时刻准备着要过上‖共 . 产 . 主义生活的老百姓,哪里会想到他们即将要面临的残酷现实!他们愁的是眼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衬茶,多余的不想,想了也不相信。好在这个时候,食堂里还供应饭,虽然吃不饱,但自己再烧点开水掺和在里面,还可以把肚子喝得鼓鼓的。
  可是,过了年到1959年春,情况就急转直下——各村公共食堂陆续关闭,没有关闭的只能烧点面汤给群众喝。三四月间,饥饿把人们逼到了荒郊野地,他们寻找野菜草根,开始剜苜蓿、灰条,但这些可吃的野菜并不是想有就有。剜完了之后就剜其他杂草,一并拿回去煮了当饭吃,吃得人们面黄肌瘦,皮肤发绿浮肿,脸越来越窄,腿越来越细,而肚子和头却越来越大。当时被官方报纸和口头语言称为“干瘦病”。吃了毒草中毒而死者时有发生,可都被视为正常死亡。但死的毕竟是少数,吃草吃活的还是多数。但到了初冬,情况就不同了,野草没有了,人们开始挖草根,苦子蔓根是其中最好的,挖完了之后就向榆树皮进军,不到一月,全县所有的榆树都被剥去了皮子,树枝白花花地裸露在外面。这时那位洮河民工的来信发挥了作用,胡麻衣、麦衣、谷衣、荞皮以及各种皮制品都成了人们当饭吃的东西,或烧成灰吃,或直接煮食,而且当饭吃了的还不止这些。
  今寺子乡寺子村的一位姓张的老人告诉笔者,他家门前有一条通往会宁县、静宁县的大路,那时饿得没办法,早上还有个喝茶的毛病,茶叶喝了晒干,晒干了再煮着喝,就是苦于没有衬茶的东西。有天早上他急得在路上打转转,偶然发现有一堆冻硬的人〖文明用语〗,便从地上搬起来,抱回去在茶炉上烤消后衬茶,没想到还那么香!以后他每天早上都去找,竟然养活了自己。他还风趣地说:“那年头,本地人的〖文明用语〗不能吃,外地人的〖文明用语〗质量高,能养活人。”
  〖文明用语〗可以当饭吃,还有什么不能吃的呀?!
  在访谈中得知,原碧玉公社玉关大队朱家峡生产队朱西,明里在草垛、地埂间捕食老鼠,暗中偷食人肉,后来将一窝蜂一次煮食,中毒致死。
  的确,人在饥饿中为了吃会完全剥去善良的外衣,变得赤裸裸的残忍。在访问中还听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只有四口人的家,儿子已经饿死了,剩下奶奶、儿媳和一个孙女。一天孙女也死了,年轻的妈妈望着死在院中的女儿发愣——她无力哭泣,哭也没眼泪。就在这时,奶奶从屋里爬出来,拖起孙女干柴一般消瘦的尸体,向后院走去。过了一会,年轻的妈妈来到后院,发现孩子已被奶奶碎尸后煮进了锅。后来,这个煮食孙女的奶奶也没能活下来,大概“罪孽深重”。
  食人肉,以亲生骨肉为饭,多么可怕啊!可在那个年代的通渭县却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通渭县中医大夫卢念祖(已故)回忆说:1959年腊月,他三妈带着女儿到河沟里刮人肉,开始还颇有收获,后来去的人多了,碰上一具尸体,连骨头割下来几个人打平和(方言,即平均分)。一天他三妈煮了一条人腿,端给奄奄一息的他三爸吃,他三爸不忍吃,摆手示意让其端出去。可当她三妈刚端出客房门,就被几个闻腥赶来的饥民抢吃一光。不几天她三妈失踪了,人们在庄后的地埂下发现一双女人的小脚,从鞋袜上认出是他三妈的。
  据说那个年代,不怕死人就怕活人。饥饿者捕食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原陇阳公社车家岔大队卢家庄生产队社员卢雄娃在串亲途中被饥民致死,刮去了全身肉。鸡川公社某村一家社员,丈夫在外地工作,听说家乡发生饥荒,寄来了十多斤粮票。这女人把面买回来后,反锁大门,数日不出。好些天过去了,村里的人还不见这家门里有人走动,翻墙进去,几个孩子早已饿死了,但不见这位女人,以后也不知下落。70年代初竟东窗事发,原来这位女人弃下儿女,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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